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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首诗最早是写给柳亚子的。《鲁迅日记》1932年10月12日记有“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”，并录下本诗和跋语。条幅上的跋语：“达夫赏饭，闲人打油，偷得半联，凑成一律，以请亚子先生教正。”在条幅和日记上，诗中的“破帽”原是“旧帽”，“漏船”原是“破船”；鲁迅编入《集外集》时，作了最后改定。

1．关于“自嘲”

自嘲，字面意思就是自我戏嘲、自己嘲笑自己。从本诗内容看，写的是自己的危险处境和在这样处境中的心态。从写作对象看，这首诗是写给柳亚子的。柳亚子辛亥革命时期曾组织革命文学团体“南社”，是著名民主人士。1932年，郁达夫的哥哥来到上海，郁达夫请他哥哥吃饭，并请鲁迅和柳亚子等作陪，柳亚子在这次见面时请鲁迅给他写幅字，之后不久鲁迅便写了这个条幅。这首诗的写作，并不是向社会发表宣言，而是朋友间的酬酢之作，既是这样，鲁迅就自己当时那种处境向朋友表示自嘲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外界的压力尽管很大，自己尽管时时都有危险，但鲁迅向朋友说，这些不过是些好笑的事情罢了。这正是鲁迅一贯的幽默乐观的风格。而从诗的内容来看，这并非一篇游戏文字。鲁迅在“自嘲”中所表现的是对敌人的蔑视和自己战斗到底的决心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本色。以“自嘲”表现自己义无返顾的信念，这大约正如《琐忆》中说的，是鲁迅“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”吧。

2．关于“华盖”

鲁迅在《华盖集》“题记”里说：“听老年人说，人是有时要交‘华盖运’的……这运，在和尚是好运：顶有华盖，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。但俗人可不行，华盖在上，就要给罩住了，只好碰钉子。”据有关记载，郁达夫那次请客，鲁迅到时，达夫开玩笑似的说：“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。”

“嗯，”鲁迅微笑着应答，“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回答你，这是‘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’。”“看来你的‘华盖运’还是没有脱？”达夫继续打趣。“嗳，给你这样一说，我又得了半联，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。”鲁迅说。（以上记载见1956年12月6日《新民报晚刊》）以后，有人据此认为鲁迅“跋语”中说的“偷得半联”，就指“运交华盖”这句。

3．关于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

孺子牛，典出《左传》：齐景公很爱幼子，曾口中衔绳，假作牛，让幼子牵着嬉戏。鲁迅很爱他的孩子海婴，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为孩子“加倍服劳，为孺子牛耳”的话；还说过：“我好像一只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牛奶，血……”《左传》关于孺子牛的典故早有人用过。清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记“同里钱秀才”有三子，溺爱过甚，饭后即引与嬉戏，惟恐不当其意，其柱帖云“酒酣化作庄生蝶，饭饱甘为孺子牛”。郭沫若据此认为，鲁迅“跋语”中“偷得半联”是指从这里借了半句。

4．《自嘲》白话试译：

交了倒霉运，还能有什么顺心的希求；

躺在床上连身都不敢翻，却还是碰了头。

上街时低低压下破帽遮住脸，唯恐被人看见，招来不测横祸；

好像坐在装酒的漏船上，在江心打转，时有没顶之险——逃不脱的晦气啊！

面对众人的指斥，詈骂，诅咒，我偏偏横眉冷对，我行我素；

面对孩子，我却宁愿像头老牛，任他牵着跑，我都心甘情愿。

不过躲进小楼，就成了自己的一统天下，爱写什么，谁管得了，

外面的世态炎凉且由它去，雨雪风霜也由它去，全与我不相干！

杨绛(1911－)，原名杨季康，江苏无锡人，生于7月17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，作家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、剧作家、学者。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，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。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、法等国，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。1953年，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。剧本有《称心如意》．《弄真成假》、《风絮》；小说有《倒影集》、《洗澡》；论集有《春泥集》、《关于小说》；散文《将饮茶》《干校六记》；译作有《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》、《小癞子》、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、《堂·吉诃德》，其中《老王》被选为初中教材。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。看起来平平淡淡，无阴无晴。然而平淡不是贫乏，阴晴隐于其中，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，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。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。

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，《围城》《洗澡》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。然而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。1998年，钱中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。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(1997年)先他们而去。一生的伴侣、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，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。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，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，结成回忆录《我们仨》。

编辑本段家庭简介

【杨绛：(当年)斯班斯大夫说，我将要接生一个“加冕日娃娃”。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，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(五月十二日)。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，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我十八日进产院，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。大夫为我用了药，让我安然“死”去。

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。肚皮倒是空了，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，动都不能动。我问身边的护士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护士说：“你做了苦工，很重的苦工。”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。她很好奇地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？”她眼看我痛得要死，却静静地不吭一声。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，但是我说：“叫了喊了还是痛呀。”她们越发奇怪了，“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？”“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？”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，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，是她拍活的。】

这便是钱瑗的出生。

当初怀孕时，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，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。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：“晚，季，总计今年所读书，歉然未足……”笑我“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，又欲作女博士……”

钟书曾说不要儿子，要女儿——只要一个，像杨绛的。杨绛对于“像我”并不满意。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。女儿，又像钟书，不知是何模样，很费想像。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，不过，是后话。

【杨绛：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，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。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；我“以勤补拙”，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。我按照计划完成《吉尔·布拉斯》的翻译，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。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，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《堂·吉诃德》的任务。

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，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并未引起注意。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《宋诗选注》，1958年出版。反右之后又来了个“双反”，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“拔白旗”运动。钟书的《宋诗选注》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。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，但他因公遇难，就不再“拔”了。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。一切“拔”他的《宋诗选注》批判，都由我代领转达。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，也不拔了。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，给拔下又撕得粉碎。我暗下决心，再也不写文章，从此遁入翻译。钟书笑我“借尸还魂”，我不过想借此“遁身”而已。】

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，实际上，杨绛先生一家三口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。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；杨绛也很独立，她的戏剧、翻译、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；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(英文文体学)的创立者；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，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，相守相助。学者的身份之外，杨绛女士是妻子、是母亲，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上海沦陷，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，回不去联大。当时，杨绛先生写的《弄假成真》在上海非常有名，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，在回去的路上(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《谈艺录》)，钱说：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！杨绛马上赞成道：好！好！你赶快写吧！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！如果钱少教几节课，空出时间写书，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。杨绛把保姆辞退，一个人担负做饭、洗衣服等家务，只为省点钱，少一份支出，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，写长篇，以维持家庭生活;从另一个意义上讲，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。我们不难理解，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，这意味着什么。

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，讲一段;钱钟书笑，杨绛也笑，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，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《围城》的诞生。《围城》后改为电视剧，妇孺皆知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，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。

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，但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杨绛全部挑起负累，让丈夫、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。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，她每天要去探望，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，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、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，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，而她自己倒可以“将就”！

【杨绛：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。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。人间也没有永远。我们一生坎坷，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。但老病相催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。一九九七年，阿瑗去世。一九九八年岁未，钟书去世。我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失散了。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”。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。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“我们家”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】

丈夫、女儿相继去世后，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，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，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，奖励好学上进、成绩优秀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。钱、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，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、回报社会。“好读书”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，由钱钟书、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，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。随着《钱钟书手稿集》(四十多卷)《〈宋诗纪事〉补正》(十二册)《围城》英文版、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，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。

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，做完这些之后，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《我们仨》，此时此刻，《我们仨》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，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。

今天，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97个年头！

她真的老了，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，耳朵听力有些背，视力也下降了，已经闭门谢客。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，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，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，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。我想，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，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，真的，这就足够了。《我们仨》中，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，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。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，冷隽幽默。钱钟书、杨绛、钱瑗“我们仨”，他们性格各异，志趣相投，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，甚至生命本身。他们的善良、智慧和正直，他们对生、老、病、死的透彻豁达，使人深受启发，获益匪浅。

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，她自己却说：做完他们的事情，心里才踏实，剩下我自己的事，已经不要紧了，即使现在走了，也可放心了！

“梦魂长逐漫漫絮，身骨终拼寸寸灰”(钱钟书语)，爱女之心，爱夫之切，高尚人格，尽在其中

编辑本段语言特点

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。其沉定简洁的语言，看起来平平淡淡，无阴无晴。然而平淡不是贫乏，阴晴隐于其中，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，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。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。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，不符合常规，反倒更显别致耐读。如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中有一句话：“登台就有高帽子戴。”通常也许会说“登台就得戴高帽子”，因这分明是被迫。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，令人想起“拜年就有压岁钱”之类。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，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：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，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。平平八个字，平静中有抗议，调侃中有悲哀，很有韵味。有时明净到有些冷，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，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。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，安静而不古板，活泼而不浮动，静中有动，动还是静。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、雍容优雅的气派，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，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。

（节选自《人在边缘——杨绛创作论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95年第5期）

编辑本段杨绛说命理

杨绛大概是相信有命理的，在她的新书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中说：命如果“没有理，怎么算呢？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。”她回忆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，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“八字”给他算，瞎子掐手一算，摇头说：“好不了，天克地冲。”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“八字”让他算，瞎子掐手一算，勃然大怒说：“你们家怎么回事，拿人家寻开心的吗？这个孩子有命无数，早死了！”虽然杨先生说自己“无意学算命”，但也偶尔听到一些“皮毛之学”，并在书中略做了介绍。

杨绛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，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，开头说：“父猪母鼠，妻小一岁，命中注定。”杨绛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。但最后说：“六旬又八载，一去料不返。”批语：“夕阳西下数已终。”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，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“铁板算命”，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，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，只是命更短。“文革”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，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，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。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，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。“不知那位‘铁板算命’的有怎么解释。”

“铁板算命”，以前上海人称为“铁算盘”，原名“皇极数”，也称“太极数”、“先天数”等，相传是宋代邵雍（康节）发明的。清代俞樾在《春在堂随笔》中有介绍：算命先生坐一室中，两位仆人站在一旁伺候，桌上放着一块砚、一支笔、一把算盘，旁边一个长几上堆满书。客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他，算命先生就在算盘上推算，珠走如飞，琅琅有声，也不知道是在加减还是乘除，算好后告诉仆人，几千几百几十几，仆人就到长几上翻出一本书给他。算命先生问客人一个问题，如兄弟排行第几，如果不对，再重算。大约一事相符，则其余皆合。以往的事情历历如绘，不差分毫。但推算将来，则“茫如捕风”。

杨绛（1911年7月17日—2016年5月25日），本名杨季康，江苏无锡人，中国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，钱锺书夫人。

1911年7月17日，杨绛生于北京。1923年，杨绛在启明上学，举家迁苏州。1928年，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，但南方没有名额，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。1932年，从苏州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，并认识钱锺书。

1935年，杨绛与钱锺书结婚，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、法国留学。1938年，杨绛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，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。

杨绛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，由她翻译的《唐·吉诃德》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，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；她早年创作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，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，2014年还在公演；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，风靡海内外，再版达一百多万册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102岁出版250万字的《杨绛文集》八卷。

2016年5月25日，杨绛逝世，享年105岁。

扩展资料

杨绛文学作品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。其沉定简洁的语言，看起来平平淡淡，无阴无晴，然而平淡不是贫乏，阴晴隐于其中，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，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，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。

有时明净到有些冷，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，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，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，安静而不古板，活泼而不浮动，静中有动，动还是静。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、雍容优雅的气派，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，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。（节选自《人在边缘──杨绛创作论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95年第5期）

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，独具一格，更难得的是，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，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，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，发人深省。

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-杨绛